电影金融化是否可行——从美国的经验说起

未央网 作者: 东十条

北京4号线转1号线的走道上有一段时间大面积贴着叶问3的海报,那时候叶问3和背后的发行公司正陷在造假风波里。

仿佛一切都是顺势发展,先是叶问3被爆票房造假,人民日报发表社评探讨电影和金融的结合。接着是叶问3背后的快鹿集团被爆出兑付资金流困难,随后,快鹿集团宣布对所有产品进行兜底。至此,快鹿背后的种种细节被媒体扒的体无完肤。互联网金融和P2P又一次被媒体和投资人扣上了不靠谱的标签。

一般来说,电影行业存在一个“631”的分布,能够在院线上映的电影,有60%是亏损的,30%盈亏平衡,只有10%营利。而叶问系列电影有着知名度打底+明星阵容加持,看似可以轻松成为『票房收割机』。因此快鹿将所有的收益权都绑定在了叶问3这部电影上,发行了衍生的金融产品,结果因太急功近利的作假票房,弄得吃相太难看被踢爆,人们也对电影的衍生金融产品运作可行性存疑。

电影金融化是否可行,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又该如何运作?让我们一起来梳理。

电影证券化历史:美国的探索

在美国电影资产证券化探索之中,电影公司和证券公司都发现评估单个电影的票房收益十分困难,绑定电影盈利而设计产品风险较大,而派拉蒙公司的副总裁Isaac Palmer发现,无论电影业是否景气,派拉蒙发行商的内部收益率都稳定在15%的水平以上,而同期对冲基金的内部收益率也只是在12%-18%。这意味着,如果将未来发行的多部电影的收益打包,就有了资产证券化的机会,他成功说服了美林证券。随着第一款资产证券化产品成功落地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华尔街和更多的电影发行商推出了多种投资基金。随后,该产品具有了更多的模式,具体可分为优先级贷款、AAA级债券、夹层融资和股权融资,其中股权融资可以参与电影的制作和营销。

新的产品诞生:电影期货

2010年,美国华尔街又推出了电影期货,这是一种特殊的期权,投资者可以预测的票房收入,通过购买期权来对冲风险。如果不看好该电影票房,就购买看跌期权,反之亦然。

该法案最初审核通过,但是行业人士仍然在游说禁止该条例,原因是这会极大的影响电影行业运作的规范化。期货市场标的物需要在一个相对可预测的市场进行交易。根据过往的一篇论文显示,预测电影票房的误差率为33%。这看似满足预测标准,可电影发行商拥有更多的信息,他们可以通过点映等方式知晓市场对于影片的预期,几乎每一个电影发行商都是一个内幕交易者。再考虑到没有发行方想看到他们发行的电影的看跌期权大卖,因此他们也有强烈的意愿去做多票房期货。最终,该计划因为受到了美国电影协会的强烈反对而被叫停。

中国的改造和落地:电影票房对赌

保底发行,是电影金融化在中国落地的一个特殊变种。据财新媒体报道,制作方可以和发行方签订一个保底的金额,由发行方支付给制作方,而造假的成本可以通过做高票房,在二级市场上获得股票上涨的收入来弥补。对于制作方来说,电影的投资资金能够快速回流,进行下一步的投资,对于发行方来说,能够获得票房超额收入盈利,对其在二级市场的表现有加分作用。尤其是在对赌协议在行业运作普遍的情况下,发行方需要通过对赌才能获得好项目。

电影金融化是否可行?背后的逻辑

首先我们需要先明确:投资人拥有的是该产品的债权还是股权,除此之外,是否还有电影制作的参与权和信息知情权?就快鹿发行的叶问3的众筹和P2P产品来说,显然是只有收益权而无知情权,有些投资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资金去了哪里。

进一步来说,如果一种产品进行资产证券化,需要该资产有着可预测且稳定的现金流,而风险更大资产适合的是股权融资。快鹿的P2P产品投资者是持有拥有发行方的债权,而买的却是赌票房的产品,背后是股权性质的融资,这里面的逻辑是否说不通呢?

通过分析美国电影融资的历史,可知能够发行资产证券化的公司是历史有着稳定现金流的公司。基金投资的是公司主体的未来收益权、而不是全部投在一个『电影』的篮子里。且同中国电影收入超八成来源于票房的现状不同,美国电影公司的内部收益不仅包含票房收入,还包括该电影的播映权、海外收入、广告等衍生收入。而我们却只对一部电影的票房收益享有收益权,这无法起到风险分散的作用,还加大了电影背后运作的不确定性。

我们认为,鉴于国内现在的电影产业运作和收入来源现状,上游制作的电影融资方式更适合股权性质的融资。由于票房收益的不确定性,投资者对于风险有更大的承担预期,获得更大的风险溢价,最终收益也可以设置为多样化。《大圣归来》就是一部股权众筹运作成功的例子,原定为100万的融资目标,最后获得了109为投资人的总计780万元的投资,投资人可获得本息约7000万元的回报。

电影行业内部需要更加规范化和探索性的运作,电影金融化不是洪水猛兽,不能一味的禁止,在多样化融资的道路上怎么走,是从业者和监管层共同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