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消费”能被国务院文件解放吗?

未央网 作者: 梁嘉琳

2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线上线下互动加快商贸流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意见》正式对外公布。这是国务院首次发文鼓励O2O(Online to Offline)。实际上,这份文件已经远远超出传统商贸流通领域,支持交通、演艺等不同线下(offline)行业向线上(online)发展。笔者发现,这份文件鲜为人知的价值,在于第一次提出:鼓励“合作消费”。

实际上,就生产制造环节而言,国务院李克强总理在今年达沃斯论坛期间,就力挺过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业内又称“共享经济”)。李克强举了他在大连创客空间考察过的一家公司——10位员工,两年时间,就通过互联网平台,对东北3万台机床的数据进行搜集,由28万注册登记的工程师提供解决方案,并对许多机床进行智能改造,已有100多个产品推出。阿里巴巴也通过“淘工厂”项目,调动工厂的闲置生产线为其他“出租”产能。

如今,共享经济从生产制造环节延伸向商贸流通环节。上述国办文件指出:“鼓励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建立直接联系,开展合作消费,提高闲置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汇聚线下实体的闲置资源,发展民宿、代购、合乘出行等合作消费服务。”

合作消费正是共享经济对消费领域的洗礼。消费服务的“提供者”和“受用者”角色相互转化,实现了“今天人人为我,明天我为人人”。合作消费的大背景,在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正日益消弭,劳动力成本——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成本——迅速提高,人力成本或将成为服务行业不可承受之重。笔者曾与洗衣O2O公司e袋洗的高管交流过。该公司直接放弃了自营配送模式,改为在每个小区招募若干个兼职“小e管家”——他们通常是退休在家但仍跳广场舞的健康大妈。除收衣送衣外,她们还提供为邻居做饭、接送小孩上下学等服务。

今天,合作消费正为服务业增加弹性供给,并通过增加供方收入,刺激其消费需求。订餐O2O公司“饿了么”发现,无论自营和餐厅配送队伍如何扩张,依然填不满高峰时段、突发天气引发的运力缺口,因此,该公司吸纳达到一定准入条件的社会人员作为兼职配送员,来应对紧急情况和“长尾需求”。正如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的基础设施,共享经济将越来越成为中国服务业的底层架构,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嵌套式”合作消费兴起了。比如房屋租赁O2O平台本身就是将空置民宅、民宿放到网上出租给个人的共享经济产品。如今,为解决房东跨地域保洁难问题,这些平台“嵌入”了社会化的保洁服务。今后,兴许“小e管家”这样的共享经济模式也能“嵌入”房屋租赁O2O平台。

然而,合作消费在中国白领阶层发端之日起,就遭遇了政策和市场风险。两三年前兴起的“微厨房”——通过微信向本小区居民提供家庭厨房服务,由于有偿服务却未申请餐饮服务许可证,常被视为“非法经营”;部分“微厨房”原材料难追溯、烹饪过程不规范、餐食油品不卫生,遭到订餐用户诟病;更有一些小区周边餐馆“化整为零”转战“微厨房”,以规避餐饮监管,让合作消费的C2C(消费者对消费者)模式,变质成“黑作坊式”的B2C(商家对消费者)模式。

“微厨房”的困境引发了“规制派”和“科技派”的激烈争论。“规制派”认为,互联网平台企业不应只是信息撮合方,还应该承担起对接入平台商家的监管责任,如果互联网公司做不好监管,就要把市场让给具备经营资质的劳务中介来做。这相当于让服务业退回到“前互联网时代”。

笔者更倾向于“科技派”的观点——传统房屋租赁、家庭厨师乃至公共出行等行业信息不对称、服务不标准、监管不到位的难题已初步得到解决,比如:传统房屋中介的推广时间、范围有限,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发出订单,平台可以随时随地匹配供需;传统出租车公司只能靠“份子钱”控制驾驶员,互联网出行平台可以通过定位服务“盯”住人、车、路,给驾驶员制定考核方案和奖惩办法,对拒载、绕路、不文明驾驶等违规行为形成震慑;传统服务业出了纠纷只能找消协投诉或双方协商解决,而互联网平台通过供需双方的双向打分(类似于淘宝的“好评”“差评”),实现优胜劣汰,让“差评”防范于未然。

正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笔者建议,监管部门管住平台,放活商家,在“市场之手”和“规制之手”之间给合作消费留一条指缝。当“合作消费”成为国务院文件里的褒义词,我们需要为它设置不同于传统服务业的准入门槛、监管体系和市场机制。合作消费在中国才刚刚起步,它完全可以成为这片土地上行政审批和监管制度改革的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