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如何走出全球贸易新常态

未央网 作者: 小未

林毅夫认为,全球贸易的新常态,背后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经济没有走出2008年的危机所带来的后遗症。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很多人失业,收入没有了消费就下降了,导致很多国家在现有的产业上面出现了产能过剩,有了产能过剩,投资的机会就减少了。在这种状况之下,怎么让贸易恢复常态?让贸易恢复常态的前提是什么?林毅夫指出,发达国家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使其经济增长,那么全球经济贸易才能恢复常态。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是给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的替代方案。

2016年在G20杭州峰会上面提出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倡议,提出了相关的措施,包括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新的金砖国家的银行。同时,也给世界银行增资、给非洲开发银行增资。林毅夫表示,如果我们要走出贸易新常态的话,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必须有政治引导力,必须有全球性的治理,现在全球性的治理已经开始往那个方向去走了。

以下为现场实录:

林毅夫:教授们、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今天是来给鞠建东教授捧场的,所以不能讲说大家更期待我的主旨演讲,因为鞠教授和他的合作伙伴确实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报告,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也有很多新意,很值得我们集思广益。他提出的问题非常好,他的建议是不是大家都同意,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这个问题应该讲是摆在我们未来5年、1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一个机遇和挑战。

但是他今天邀请我作主旨报告,所谓主旨报告就不是说对他的研究报告去进行评论,而是对相关的问题提出我的看法。他的研究报告是三足鼎立,全球贸易新常态与治理新框架,那我想谈的是怎么样去克服全球贸易新常态,然后克服全球贸易新常态需要怎么样的全球的新的治理框架。所以相关但并不重合,当然当中也有不少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地方。

我想谈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贸易跟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二个:为什么会出现全球贸易新常态?第三个:应该采用哪些措施?才能够让全球贸易恢复常态?要恢复常态需要有哪些全球治理的改善?

贸易跟经济增长的关系

贸易跟经济增长,从我最近到处讲得新结构经济史来讲,关系是非常显然的。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增长是结构的不断变迁,包括决定劳动力生产水平的技术跟产业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以及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跟它硬的基础设施跟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过程,这是经济增长的贬值。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它所用的技术,所在的产业,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环境不一样。

到底什么东西决定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它属于经济结构的技术、产业、软硬基础设施的不同。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是内生于每个国家发展阶段相关的要素禀赋结构。所谓要素禀赋结构,我想大家清楚,做经济学家,我们一般讲要素禀赋是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我们知道收入水平低的国家,一般是基本极端短缺的,相对丰富的,来劳动力或自然资源。

那么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相对丰富的必然是资本,同样相对短缺的是劳动力跟资源。那么这种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就决定了不同程度的国家,它的比较优势不一样。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它生产上合适的技术,就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劳动力跟资本相对短缺,那这样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源比较明显的产业。

同样的情形,发达国家它资本相对丰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采用的技术是资本相对密集的技术。当然这种产业结构,反映它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的产业它的规模经济不同,那么它的市场范围也不一样,它的风险也不一样。所以硬的基础设施跟软的制度环境,必须跟它产业的特性相适应。那么经济发展的过程,表面看来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但它背后的原因是这种结构的不断变化,而这个结构是内生于各个国家不同要素禀赋结构。我们追求的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话,当然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必须劳动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生产水平要不断提高,就要技术不断变迁,产业不断升级,从劳动力相对密集或是资源相对密集的产业,向资本技术越来越密集的产业去升级。

但既然技术跟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它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前进的话,表面上看到的是技术产业的不断升级,但是它背后是要素禀赋必须不断从资本相对短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

这里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怎么样能从资本相对短缺,逐渐变成资本相对丰富?那么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充分利用它的要素禀赋、结果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因为如果他能够按照他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跟技术,那么这样子,它的要素生产成本会最低。那么如果它硬的基础设施跟软的制度环境,也能够跟他的发展阶段技术跟产业机构的特性相适应的话,它的交易成本就会最低。这样的话,它总成本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对同一类产品、同一类产业就会最低。所以他们就会从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有了竞争优势以后,就可以积累资本。而且经济学上,也很容易证明,如果你的投资是按照比较优势所决定的产业跟技术产业来做得话,那投资的回报率就会最高。那么也就是说,你按照比较优势的话,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而且会有最高的积极性、储蓄去积累,那么这样资本增加的速度就会最快。

资本增加的速度就会最快的话,那你的要素禀赋结构当中,资本就会逐渐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就会不断跟着升级,收入水平也会不断跟着增加。这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过程。

那么既然你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定你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你多生产,然后你出口多国外去。然后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你就不生产或者少生产,从国外进口。那么这样,国际贸易是一个国家它充分利用它的比较优势,所必要的一个条件,那么这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成功很重要的特征。

2008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由Micheal Spence跟Robert Solow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组成的经济增长委员会。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3个发展成功的经济体,他们达到每年7%或者更高的经济增长,持续25年后更长时间的增长。那么这13个经济体当中,他们有5个共同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开放,他们生产,他们自己有优势,全世界需要的产品,那么进口世界上有的,他们没有的产品,那就是贸易。所以贸易对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这里面是贸易更好地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创造了条件,但经济发展快的,如果你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经济增长快的你的出口也会增加,你的进口也增长。所以贸易跟快速增长是互为条件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为什么会出现全球贸易新常态?

第二点,贸易从2008年之前,每年贸易的增长是全球经济增长的2倍以上,而2008年以后,全球贸易的增长比全球经济增长还慢,这就是刚才鞠教授所谈的贸易新常态的一个判断,而且认为这个情形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

为什么2008年之前贸易增长非常快?在鞠教授的研究里面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比如说像集装箱,降低了贸易成本。还有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采取对外开放战略,让中国的经济发展更符合比较优势。那么这些都是在2008年之前的20年、30年,国际贸易增长很快的原因。

但是2008年以后,为什么突然间贸易增长下了一个很大的台阶,我想是因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很多人失业,失业之后收入没有了,当然消费就下降了,而且危机爆发了以后,消费这方面的需求下降,就导致很多国家在现有的产业上面出现了产能过剩,有了产能过剩以后,投资的机会就减少了。那么这就表现出来,在2008年危机爆发的时候,突然间全球贸易出现悬崖式的下点,各个国家贸易突然间减少,失业突然间增加,包括在中国沿海地区,有2000多万个工人面临失业的危险。

当然在2008年11月份的时候,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的第一次高峰会议,那么在这一次高峰会议的时候,20个集团达成了三项协议,这三项协议是每个发生危机的国家,回去以后解救他们的金融机构,避免他们金融机构的崩溃,出现像1929年、1930年的时候由于银行体系大量崩溃,导致整个30年代的经济大箫条,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每个国家回去以后,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提供社会保障,避免因为失业造成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投资来驱动需求,稳定经济、创造就业。

第三点,坚持开放政策,过去发生危机,一个国家出失业率的增加,很容易变成贸易保护主义,那么他原来的想法就是说,我本来要进口一些产品,如果我不进口,在国内生产,好像能够增加国内的就业,但是你减少缄口的话,那么你的贸易伙伴就要减少出口,他减少出口的话,他的就业就要下降,失业就要增加,当他失业增加了以后,他的需求就减少,对你的贸易出口也减少,所以导致的结果其实是一个大家都输的博弈。你好像想把就业保证,自己增加生产,但是你出口减少了,你的就业可能也减少,那导致大家就业都减少。

所以在20国峰会上面,大家达成一个一致,就是说不管国内的就业状况怎么样,大家都要坚持开放的贸易政策。那么在这三项政策的共同发育之下,2008年这场危机避免了像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溃,导致整个30年代的经济大箫条。但是经济大萧条是避免了,但是经济大衰退并没有避免,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从2008年的危机到现在,已经有7年多的时候了,但是发生危机的发达国家并没有完全复苏。

我们知道,发达国家过去每年的经济增长是3%和3.5%之间,但是到现在,7年的时间过去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好一点,也不过在2%和2.5%之间,欧洲国家是在1.5%之间,日本从1991年的泡沫经济破灭到现在是每况愈下,在0到1%之间。那么他们这些,目前还占全世界GDP的将近一半,还并没有文化复苏,如果他们不复苏的话,他们的需求就减少,当然就会影响国际贸易的增长情形。

那么这种情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变成一个新的常态,因为我们知道,发生危机一定代表这个国家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不然的话不会爆发危机的。那危机爆发了以后,除非你真正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不然这个国家、这个经济很难完全恢复正常。

那么对于发达国家发生危机以后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大家是有共识的,但是为什么危机发生都已经8年了,那发达国家到目前还没有真正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所以在今年的杭州峰会上面把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主题提出来,让各个国家来推行。但这个主题是提出来了,是不是真的能够落实?为什么结构性改革那么重要,但是推行那么困难?那就要看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是什么。

对发达国家来讲,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包括,工人减少工资、减少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政府减少赤字,如果他们减少工资、减少福利,它的生产成本是降低了,竞争率就应该提高了,这当然对国家是好的。如果金融机构能够真正降低杠杆,那么金融机构发生风险的情形可能就会低,如果遭受一些冲击的时候,它应对风险的能力也会强,金融会比较稳定。如果政府能减少财政赤字,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这个国家碰到一些内部、外部冲击的时候,政府进行反周期的能力会提高,经济会比较稳定。

所以结构性改革确实很重要,如果这个能推行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经济竞争力会增强,经济稳定性会提高。那么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还不推行?最主要是因为这些结构性改革在推行的时候都是收缩性的,都是降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如果你的工资和福利减少,等于消费的减少,金融机构去杠杆的话,金融机构能够贷款支持消费跟投资的钱就少了,那消费跟投资一定会下降。

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是用来支持消费就是支持投资的,政府的财政赤字减少了,就代表消费跟投资就要下降了。那么消费跟投资在一个经济体里下降的话,那么总需求减少、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就业机会一定会减少,但是发达国家现在增长率已经很慢了。就业的状况已经不好了,这种状况要推行结构性改革,基本上就等于“清溪柳如烟,不见佳人来”,推行不下去。因为在失业率很高,经济增长很慢的状况下,它要推行结构性的改革,政治上是行不通的。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过去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地区发生金融危机。那么过去怎么解决问题?过去一般金融经济危机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或是一个发展中地区发生,那些国家跟这些地区发生的时候,通常会怎么样?都会到国际货币基金要求帮助。

那国际货币基金,只会开出三个药房、三把斧头:

第一个:要发生危机的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就像在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做得那些事。

第二个:要发生危机的国家,大量货币贬值。因为结构性改革,如果这些国家货币大量贬值的话,那么它的出口竞争力增加了,那么就可以靠出口增加创造的就业,来动对冲结构性改革损失的就业,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

当然这两个政策的推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生正面的效果。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给一笔短期的贷款,让他渡过。

这是过去再一个国家、地区发生危机的时候,它所采用的办法。现在这个办法不可用,为什么?现在发生危机严重的欧元区的国家,像希腊、西班牙、意大利,他自己没有独立的货币,他不能用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来创造它结构性改革的空间。那当然你可以讲说,欧元区能不能贬值,给南欧国家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问题是,这次的危机是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发达国家的产品,在国际上是相互竞争的,如果欧元区想用货币贬值的方式增加出口,给发生危机的国家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那么它增加了出口,抢走的是美国和日本的市场。但是美国它的结构性改革也还没推行,它绝对不会牺牲自己,给欧洲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

所以,如果欧元想编制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美国也会用竞争性贬值跟他对冲,如本也会这样。反过来讲,如果美国想这么做,欧元也会贬值,日本也会贬值来对冲,实际上这就是2008年以后发生的情形。

那导致的结果,大家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替代方案,那么让他有结构性改革的空间。那么如果不推行结构性改革,经济就很可能像日本从1991年以后到现在陷入所谓迷失了20年,经济非常疲软,比他正常增长的速度慢,然后国际贸易也会受到抑制。我想他们长期经济的停滞,或者现在有人所说的新的疲态,那么它经济增长慢了,它就影响到全球贸易的增长。

应采用哪些措施使全球贸易恢复常态?要恢复常态需要有哪些全球治理的改善?

我想全球贸易的新常态,背后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经济没有走出2008年的危机所带来的后遗症。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怎么让贸易恢复常态?我想让贸易恢复常态的前提是什么?是发达国家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然后让它经济增长,恢复常态,那么全球经济贸易才能恢复常态。

但是有没有办法,让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真正能推行下去?这是我2009年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正好碰到这场危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如果货币贬值不可行的话,能不能找到一个替代方案?它跟发达国家货币贬值有同样的供销,能够让发达国家创造就业机会,来对冲它结构性改革的收缩所可能增加的事业机会。

那么从2009年初开始,我就提出了,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给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的替代方案。那么基础设施投资,在短期投资的时候,它当然会增加就业。那么这样的,就可以给结构性改革可能造成的事业创造空间。

但是如果基础设施只是在发达国家国内自己做得话,会有一个问题。发达国家它基础设施普遍是有的,顶多是老旧。新的随着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不能说绝对没有,但非常少。那么在这种状况技术基础设施投资,很多反对所谓凯恩斯主义的人所提出的,政府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创造就业。但是它像挖一个洞、补一个洞,不提高经济增长力。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政府增加的债务总是要还的。所以你即使现在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创造就业,然后就业增加了,家庭收入增加了。可是他预期,未来政府的税收会增加,那么家庭要平衡消费,可能现在就开始增加储蓄。

导致的结果,是基础设施投资增加,赤字增加,家庭收入增加以后,储蓄增加。那么导致总需求不增加。如果总需求不增加的状况之下,这就是所谓的Recardian Equivalence。总需求不增加,导致的结果无非就是政府的赤字不断增加。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行的。

克服这一点怎么做?我想克服这一点,就要找到一个这种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生产力提高有很大作用的。那么这就是要投资一些所谓基础设施瓶颈的地方,我前面讲经济增长必须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基本上有,挖个洞、补个洞,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高。

但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到处是瓶颈,我们中国可以讲说,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属于最好的。但是中国基础设施的欠账还非常多,像今年5、6月份下起场大雨,全国有1000多个城市淹水。淹水就代表地下管网不够,还有现在一般城市里交通非常拥堵,地下铁路道路严重不足。

但中国还是最好的状况,如果你到发展中国家去,不管你是到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基础设施的瓶颈到处都是,那些基础设计的投资对这些国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好处。

然后我在市场的时候就会研究,发展中国家每做1块钱的投资就会增加7毛钱的进口,70%,100块钱的投资会增加70块钱的进口。这70块钱的进口当中有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有一半来自于发达国家。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我没有一个足够大规模的全球基础设施的这种机制的话,投资的机制的话,对一部分发达国家应该是属于有贫简的基础设施,但是数量比较少,更多的往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贫简的基础设施去投资的话,那么这样就能够给发达国家创造足够多的出口,而这个足够多的出口就能够有足够高的就业,让发达国家像货币贬值那样去进行结构性的变革。

而这个基本上是双赢的,对发达国家来讲,它能够进行结构性改革,让它恢复正常的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能够消除它经济增长的情形,让它将来的经济增长可以更快,而且它的经济增长快了以后,它就有足够的收入来偿还负债,所以这里应该讲是一个全球的双赢。

当然如果要进行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是需要有钱的,这个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觉得主要可以由发达国家,它目前是储备货币的国家,原来外汇储备很多的这些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像石油输出国,因为对发达国家来讲,如果它不走危机的话,它的经济增长慢、失业率高,政治的财政赤字会增加得非常快,政治财政赤字增加到最后一定是货币放量,那就要增加货币发行。那么与其发货币、发失业救济,那种失业救济不能够提高它的生产力,不能够让它真正地进行结构性改革,不如发货币去支持他自己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那么这种投资,短期来讲跟发失业救济有同样的效果,从长期来讲,能够提高生产力,能够让他进行结构性改革,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它是一个赢。

那么对于储备货币很多的,像中国和石油生产国,过去储备货币主要是去买美国政府的财债券或者是发达国家的股票,那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债券的利息率是将近0,而股票市场风险是非常大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把这个钱用来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它只要项目选择的好,那回报会高的,所以这是赢。而且全球经济如果能够恢复正常增长,那么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像石油生产,像中国这些国家都有好处。

然后除了这两部分的钱之外,还可以用这种属于政府的钱,不管是货币或者是股权基金来撬动现在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所谓退休基金,还有主权基金,过去他们同样是买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或者是投资到股票市场,同样风险很高,回报率很低。

那么如果有政府的储备后,政府所形成的、货币形成的,或者是储备货币国家的储备形成的基金,可以撬动这些属于市场的基金。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就能够创造足够多的钱,而且从研究上来讲,比如说亚洲国家,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从2010年到2020年,每年需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就要达到8000亿美元,非洲国家要5000亿美元,所以如果这么弄起来的话,那么这些投资足够大,应该可以帮助发达国家来走出这场危机。

那么这个概念我是在世界银行2009年初的时候提出,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这个想法并不是太买账,因为当时认为发达国家很快就会走出危机,但是我看到现在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这种想法,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到处在讲这个概念,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10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当中也是支持在经济下滑的时候用基础设施来投资。

当然你要这么大的投资的话,那一两个国家做是不足的,我很高兴在20国峰会上面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走。2010年在首尔开20国峰会的时候,提出首尔发展的动力,第一项就是基础设施,但是2010年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危机快过去了,所以只提出说基础设施对发展中国家好,但是没给钱。在2012年莫斯科峰会的时候又提出基础设施投资,同样没给钱。2014年布里斯班会议的时候也提出基础设施,但也没有什么行动。截至2016年在杭州峰会上面提出的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倡议,那么这个倡议比以前的倡议更实一点,但是钱的问题也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它提出了相关的措施,这个相关里面包括我们自己做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还有新的金砖国家的银行,这些都会去做基础设施。同时,也给世界银行增资、给非洲开发银行增资。

我想,如果我们要走出贸易新常态的话,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必须有政治引导力,必须有全球性的治理,现在全球性的治理已经开始往那个方向去走了。但是如果只有基础设施的投资还不够,因为我们前面讲基础设施投资,它会真正是双赢的话,必须基础投资的投资回报要非常高,然后基础设施的回报高的话必须有结果变迁,我前面提到了,是因为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时候,你必须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如果发展中国家,尤其这些瓶颈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你基础设施投资的这种结构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的制造业的转型,那有路不见得就能自负。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70年代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的坦赞铁路,这是基础设施,我们讲要致富先修路,路已经修了,但是它没有结构的变迁,导致的结果就是有路没货,那回报就会很低。我们现在不仅说它回报很低,它可能连维修费都没有,还有我们每年给不少援助,那只是维修而已。

在这种状况之下,发展中国家如果要经济快速发展,除了要有基础设施,还必须有产业的结构变迁,那么结构变迁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我前面讲了,它的结构要变迁,现在主要是农业自然资源产业为主。

那么我们看成功的少数几个国家,它这个结构变迁,都是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开始。其实最早从英国开始,工业革命是从纺织业开始的。纺织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让农民可以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制造业。然后英国后来产业继续发展,然后19世纪中叶的时候,欧洲的德国、法国,还有像沿海的这些比利时、瑞典、瑞士、意大利,也都是从纺织业这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进行它的工业化。美国也是,18、19世纪美国的工业化,都是纺织业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然后东亚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日本二次大战以后经济发展非常快,贸易增长非常快,也多是利用它的比较优势,去承接美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那么到了60年代,日本工资上涨了,亚洲四条龙开始,从农业向现代工业化经济发展的时候,也是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开始,承接日本因为工资上涨导致的劳动密集型出口竞争力的下降。

现在中国经济80年代以后的快速发展,工资现在上涨非常快。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也失掉了比较优势,也面临向国际转移的机会。这次转移的机会,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在60年代,日本开始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比较优势产业的时候,日本整个国家制造业雇佣的人970万人。80年代亚洲四条龙工资上涨,在劳动力密集型是比较优势的时候,他整个国家的制造业,是230万人。我们台湾150万人,香港一个城市100万人,新加坡50万人。

但这次我们中国大陆这边,制造业整个雇佣人士一亿两千五百万人,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就500万人。所以这些出来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实际上给现在低收入国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非洲大陆,包括北非加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这50个国家加起来,他们现在在制造业雇佣的人数,也就是1000万人。所有的低收入国家,因为非洲国家不都是低收入。所有的低收入国家加起来,不到1000万人,但是中国可能会有8500万人。如果他们能够抓住这个机遇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占他们的投资,给他们抓住这个机遇,创造机会。那么他们抓住这个机遇创造机会,那他们抓住这个机遇,就会给基础设施的投资,带来足够的回报,当然也会让他的国家进入到经济增长的动态发展。

那么非洲国家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第一收入国家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我想中国有一句话“思路决定出路”。因为这个机会在那个地方,但是不会天上自己掉下来。你要抓住这个机会,我们知道在国际竞争的时候,要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当中是有环节的。所以比较优势是你的要素生产成本足够低,这叫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上,是总成本的竞争,必须是交易费用足够低,交易费用决定你的基础设施是不是好?决定你的营商环境是不是好?你的治理是不是好?这是决定交易费用的。

但是现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基础设施很差,全国到处都差,营商环境全国到处都差,那么发展中国家治理肯定都不好。现在的问题,过去的思路是,你把全国的基础设施搞好了,你把全国公司治理搞好,你把全国的治理都搞好了,事情就自然不会发生。但是要把全国的基础设施都弄好,要多少的投入?即使我前面提到全球的倡议,能给的钱也是有限。如果你要把全国的公司治理,什么东西都自己做好的话,要多大的执行能力?发展中国家也没这个支持能力。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有选择的,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基础设施也很差,营商环境也很差。但是我们可以搞个特区、工业园区,在特区工业园区里实行一站式的服务,这样的话它的交易费用马上降起来了。只要工业园区支持的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要是生产成本低,它的交易费用低,马上就变成有竞争力的了。就能够创造就业、创造出口、创造税收,有了就业、出口、外汇储备以后,就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改善其他地方。

所以我觉得发展中国家,首先必须改变思路,多边机构、双边机构,也必须改变思路,才能够抓住这个机遇。那么如果能抓住这个机遇,我相信这是全球的双赢,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能够进入一个动态的经济增长,它的收入水平能够不断提高,它的就业能够增加,然后它的经济很可能像东亚这些经济体一样,20年、30年快速增长。它也能够给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让它能够恢复到常态。我想只有发达国家恢复常态了,我们贸易才能够恢复常态。而且这一次常态恢复了以后,就会让现在像非洲、南亚,这些全世界人口达到50%以上的劳动力,进入到整个全球的贸易体系里去。我想它将带来经济的增长和贸易的增长,可能会比上一轮贸易的增长更快。

那么对这些,我自己在世界银行的时候就开始倡导,而且还出了一本书,叫《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界银行四年对国际经济主要问题的思考跟建议,我很高兴当时这个建议提出来的时候,在国际上大家不太关注,但是从2009年以后,我看到了国际上面的认识基本上往我那个公式去了。

比如说我也很高兴在这一次的20国峰会里面提到,20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的倡议,它现在不仅是说基础设施的倡议,也是工业发展倡议,而这些倡议我在世界银行的认识上和后来写的书上基本上也都提出来了。很高兴看到大家的认识上面已经逐渐统一了,重要的是我们在行动上面也必须统一起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