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金服陈龙:什么是好的普惠金融

未央网 作者: 陈龙

一个好的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平等,人人相互尊重和欣赏,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及伴生而来的对生活富足的要求,普惠金融将是实现好社会的目标的最佳推动力。而数字技术的革命,则为这样的使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为了这样一个目标,让我们为《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喝彩。

《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已正式提交G20杭州峰会审议,如顺利通过则将成为全球各国制定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的指南。如何将数字普惠金融这一名词对外解释,让我犯愁许久。长期以来,普惠金融一词往往只出现在官方文件和金融机构的业绩展示中,大部分老百姓既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普惠金融的对象,也不知道自己和普惠金融的关系。即便在金融从业者圈子内,对普惠金融的对象、范畴、评价标准,往往也鲜有共识。如果再加上“数字”和“高级原则”的字样,就更显曲高和寡。

但是如果提到通过手机里的移动支付,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缴费、转账、购物、买电影票、做旅行安排、甚至在医院挂号看病,再提到这就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典型案例,这对消费者而言就有切身感受了。今天,以移动支付为基础的数字普惠金融已经在中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将这一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让所有的人在需要时都能够获得平等、优质、可负担的金融服务,这就是高级原则的初心。

言而不明,行而不远。普惠金融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好的普惠金融?其范围和边界在哪里?如果不理解这些基本的概念,就没有办法接受,遑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

金融和普惠金融的意义

要理解金融的意义,不妨想象一个没有金融的社会。没有货币支付,生产者就只能做有限的物物交换,大规模的生产协同和劳动分工都难以实现,劳动生产率将会低下;生产者也难以积累和转移财富,其结果是非常有限的经济独立和决定能力。没有融资,创业和生产扩张会大大受限,投资者的闲置资金也不能增值;年轻人想消费但是无法变现未来的生产能力,老年人有闲置资金但是消费能力有限。没有保险,生产者和消费者无法对冲灾难带来的损失,其经济活动会趋于保守;没有信用记录,个人离开近亲社会后将缺乏被信任的基础,在生活和事业上都难以奢望获得有力支持。

上面的讨论可以给我们几个启示。第一,在个人的层面,没有金融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增长机会、没有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消费幸福感有限的社会。在国家的层面,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Hicks有一句名言:“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没有相应的金融体系的支持,经济的发展必然有限。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是经济的血脉。

第二,不同金融服务提供了不同的功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金融服务并不是一个或零或一的选项,而是一个从范围到深度都可以持续发展的过程。历史上,货币支付是劳动分工和大规模生产的基础,所以具有一定文明程度的社会都有自己的货币,其他金融功能则发展程度不一。金融功能不完善的社会就像没有翅膀的鸟儿,虽然可以生存,却难以展翅高飞。

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差别在于包容性。实际上,联合国2006年给普惠金融的定义就是包容性金融(inclusive finance)。有金融并不等于有包容性金融。所谓包容性金融,就是所有的群体和个人都能获得的金融。金融可获得性的分布犹如金字塔。塔尖是大企业和富有的个人,工业时代的金融为这个群体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服务,也有效支持了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发展。越往下走,中小微企业、创业者和消费者基数越大,但金融可得性越低。所以,工业时代的金融对于某些群体而言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包容度不够。

包容性金融之所以重要,首先对企业和个人来说,金融是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缺乏金融的支持,就会被囚禁在缺少增长和独立空间的牢笼里。其次,面临经济放缓,如何让金融赋能更多的群体,释放创造和生产潜力,获得包容性增长,是全世界面临的挑战。这种包容性增长所需要的金融,就是普惠、包容的金融。

美国经济学家Kroszner和Strahan于1999年在《经济学季刊》中发表研究成果,指出ATM机、通信技术等技术创新和把支付和货币基金结合(checkable money market fund)的金融创新降低了银行的垄断,推动了银行业的管制放松和竞争。之后,另外三位经济学家,Beck、Levine和Levkov,于2010年于《金融杂志》中指出,美国70年代到90年代年间银行业管制放松的结果是更多的竞争、更高的增长,并且低收入人群受益最大。两个研究的价值在于发现技术驱动了美国的包容性增长。这个研究成果在世界银行2014年的普惠金融报告中被特别引用。

中国今天的经济新常态所需要的恰恰是这种包容性增长。当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型的时候,金融就必须能支持所有消费者和所有企业,包括千千万万提供创新化、小型化、专业化、丰富化生产的中、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这种满足包容性增长的金融,就是包容性金融、大众型金融、消费型金融。正如人民银行的易纲行长指出,普惠金融是今后五年金融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所以,普惠金融的本质是支持包容性增长的包容性金融,是所有人的金融。这种金融不但能够让原来没有被金融覆盖的人群受益更多,而且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好的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发展演进。15世纪时意大利修道士尝试通过信贷来遏制高利贷,16世纪时爱尔兰诞生了“贷款基金”,利用捐赠的资金向贫困农户提供无抵押的零息小额贷款,通过“共同监督”机制来保证还款;可以看到此时的普惠金融具有明显的公益属性。

20世纪70年代的现代小额贷款先后在孟加拉、巴西等国家出现,最初实行小组贷款模式,通过小组成员之间的连带担保来控制风险;这时的普惠金融已经把公益属性和商业可持续的模式结合,但是小贷成本依然较高。根据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的调查,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小额信贷机构如果要做到财务可持续,其年化利率平均需要在26%左右,这给借贷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从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减贫热潮,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机构认为,单一提供贷款是不够的,需要从微贷(micro credit)向更丰富的微金融(micro finance)发展。到2006年,联合国正式提出了建立包容性的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e)的定义。

这段历史回溯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经历了从公益行为向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从单一的小微贷款向丰富化的金融体系演变。联合国决议特别指出,金融体系应该具有包容性的特征,应该以有效的方式使丰富的金融服务惠及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尤其是那些通过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

至此,好的普惠金融应该具备四个特点。

首先,普惠金融应该“普”,可触达(accessible)。不但是所有的人群,而且在所有需要金融的时间和地点,都应该能够得到覆盖;好的金融,应该无微不至。

其次,普惠金融应该“惠”,可负担(affordable)。这个要求恰恰是普惠金融的一个核心挑战,也揭示了普惠金融的未来方向:用以触达用户和覆盖风险成本一旦高企,则与“惠”相抵触;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普惠金融是没有办法广泛发展的。

再次,普惠金融应该丰富全面(comprehensive)。不只是支付、融资,还应该包括储蓄(理财)、保险、信用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越充分,其生产要素的潜能越能够得到释放。

最后,普惠金融应该可持续(sustainable)。从商业角度应具备可持续、规模地发展并可复制的特点,而非仅仅作为短期公益行为;从金融消费者的角度,则应有效保障消费者权益,忽视甚至伤害消费者权益的金融不可持续。

所以,理想情况下,好的普惠金融是可触达、可负担、丰富全面、可持续的金融体系。按照这些标准,我们可以看到技术驱动的普惠金融—即数字普惠金融—已经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尤其在中国取得了骄人成绩,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弯道超车”。

以移动支付而言,在支票支付还是美国的一种重要支付方式的今天,中国已经有数亿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便捷地使用移动支付,对消费者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商户的成本则保持在千分之几的水平,大大低于美国约3%的收单费率。移动支付的安全程度相比传统支付也毫不逊色,支付宝在过去几年的资损率保持在十万分之一以下,低于银行卡平均万分之几的资损率。移动支付已经在中国成为结合普、惠和安全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既惠及了数亿用户和千万商户,也越来越成为新消费体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丰富度上看,以余额宝为代表的理财产品把中国老百姓的理财门槛从几万元直降到1元,而且购赎免费,从2013年至今,已有超过2.9亿人成为余额宝用户。而蚂蚁小贷已服务小微企业超过400万家,平均贷款余额小于3万元。

普惠金融的边界

虽然金融品类和产品的丰富度是普惠金融的一个目标,但普惠金融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在于商业可持续性和消费者适当性。和普通的商品不同,金融服务是一种基于对象的服务,服务对象的风险程度、风险承受能力、金融理解能力不同,所对应的金融服务就应该不同。基于理解用户(KYC)的金融服务是金融不可违背的铁律。如果不敬畏这样的规律,即便是出于普惠的初心,在商业上也不可持续,往往导致危机。

另外,普惠金融覆盖的对象往往缺乏金融知识,并且风险承受能力相对更有限。以中国为例,72%的成人缺乏基本的金融知识。普惠金融的产品需要匹配使用者的金融理解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也就是消费者适当性。

过度推广普惠金融带来危机的案例很多。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缘起,是在政府的要求下,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机构逐步增加针对普惠对象的抵押贷款,甚至实施无证明、无首付的贷款,带来低质量抵押贷款的大幅增长,最终导致次贷危机。

2010年印度爆发了重大信用违约危机,在微型金融最为兴旺、占全国小额贷款总份额30%以上的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之前获取贷款的很多农民拒绝还贷。导致这个危机的原因,也是在普惠的初心下,微贷企业盲目提供没有足够风险甄别的贷款,导致借款人过度负债,直至发生大面积违约,甚至多人自杀的悲剧。

同理,到2016年2月,中国56%的P2P平台(2133家)出现问题。追究出现问题的原因,有些如e租宝之类的P2P平台没有达到基本的金融合规,甚至是赤裸裸的欺诈;有些P2P平台不具备甄别资产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很多平台不但对投资标的没有足够的信息和风险揭示,甚至夸大宣传,引诱投资者入瓮。

数字普惠金融就是每个人身边随时随地可享受的金融,《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这个名字或许略显高冷,但是它的内容是温暖善意的,它的意义是重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Robert J. Shiller曾经说过:“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它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社会的目标。一个好的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平等,人人相互尊重和欣赏,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及伴生而来的对生活富足的要求,金融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推动力。”更准确地说,普惠金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而数字技术的革命,则为这样的使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为了这样一个目标,让我们为《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喝彩。